来源标题：《风吹半夏》，“不得往生”
近期，一部由赵丽颖主演的热播大剧《风吹半夏》，引发了人们对创业浪潮年代的集体回忆。相比小说原著，改编后影视剧的呈现，像是在人性的真实面目上罩了一层滤镜，为观众删减掉了令人不安的人性阴暗面。
《风吹半夏》改编自作家阿耐的小说《不得往生》，故事的核心立论从这一名字便可窥见端倪。上世纪90年代，钢铁商人许半夏为了一个未经核实的生意信息，赌上全部身家举债到北边进废钢，在发现上当受骗后，以惊人的意志与幸运，只身找到了黑海废钢的进货渠道。经历了钢价调整的煎熬等待，许半夏得以一举翻身。然而，在白手起家的前期，为了搭建堆场，两位合伙人陈宇宙与童骁骑不惜故意污染滩涂以低价承包土地，这埋下了陈宇宙患癌离世的诱因，也成为许半夏发家之路的原罪。此后，尽管在房地产开发的风潮下，钢铁生意顺利发展，许半夏却无法停止为陈宇宙的离世忏悔。最终，在上市受阻、官司缠身中，许半夏走向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自首缓刑”等字幕缓缓落下，这出奋斗大戏悲剧告终，给人以人生如梦的唏嘘。然而，与电视剧版本不同的是，原著小说却给了主角一个不同的结局。
污染滩涂拿下堆场的主意原本便由许半夏提出，并且在争权夺利的修罗场告一段落之后，半夏公司成功渡过难关，继续在时代的台风中蓬勃发展。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更复杂、更真实、更利益化，这更接近现实中常见的行为动机，小说的结局也更符合读者对个人成功学叙事的期待。影视改编的结局，符合对企业经济问题严格督查的现状，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对于已经鲜有渠道实现的，属于上个年代的过剩欲望的反思。
“野蛮生长”的积累与道德
《风吹半夏》原著小说作者阿耐，还有另外三部观众耳熟能详的小说被搬上了屏幕，即《欢乐颂》《都挺好》《大江大河》。相比较《大江大河》中宋运辉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栋梁叙事，《风吹半夏》的女主角许半夏则呈现了特殊时代下私营业主的奋斗与原罪。作为女性角色，相比较《欢乐颂》对安迪、樊胜美等的当代女性群像描摹，以及《都挺好》中对苏明玉工作与家事的精准刻画，许半夏则呈现出一种具备年代感的野蛮生长的特质。
她更像是一个复杂的人格综合体：既可以示弱，利用女性特质游刃有余地周旋在男性社群之中；又不甘于弱小，内心藏着更胜于男性的野心与能力。她精明、现实、果决、执着、有将帅风度，也自私、算计、好赌、不择手段。或许，没有什么比一个上世纪90年代起家的女性私营企业主的人生更能浓缩一个时代的人性。在世界范围内，这种人格都具有典型性，而这种典型性在安·兰德的著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充分体现。
安·兰德于1905年出生于俄罗斯，在20多岁时前往美国定居。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对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诸多工商界领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安·兰德自称为“资本主义激进分子”，她的哲学强调客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她认为，理性提供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基础，而人类理性的无限制表达则需要自由市场的庇护。这也使得她提供了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形式，坚定宣称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最道德的制度也即创造财富的制度。安·兰德对个人欲望的全然接受，解决了经济人的道德缺陷感，也使得渴望财富创造与资源获取的个体将其理论奉为圭臬。在正向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对攫取财富、积累资本的渴望，曾经创造出巨大的时代奇迹。
与之相对的是，在全球化逆潮袭来的今日，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逆潮》与大卫·哈维的《资本的限度》为代表，反思资本社会的学者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著作难以规避道德评判的痕迹，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也包括迈克尔·桑德尔《绩优的暴政》，当然对“反思”的反思也有一些作品出版，比如贾森·布伦南的《道德与商业利益》等。
在传统文化中强调德行的中国，对道德的触感更是敏锐而无法逃避。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指出，由习惯力量或道德力量进行的调节，就是超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另一种调节，可以称之为第三种调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对身处市场经济之中的每一个个体，或多或少，都无法逃脱道德力量的约束。
即便是我们的女主角许半夏，在污染了滩涂，断了一村老小生计之后，内心也受到过良心的谴责：
绕场敬酒的时候，许半夏一直下意识地留意着找那个曾经在污染的海滩边数着念珠诅咒“不得往生”的老太太。或许有那么种可能，去年提出赡养孤寡老人而不是小儿，今天提出请老人们参加开业庆典，是因为她许半夏心中时刻回想起那四个字，她并不想否认这个现实。说心中没有敬畏，一点不在意诅咒，那是假的，大约是那时候还没来得及享受担心害怕的味道。但后来想起那天废油污染的海滩上垂死挣扎的水鸟，和后来阳春天气在被塘渣掩盖的污染海涂上随着海鸟一飞冲天的小陈年轻快乐的灵魂，许半夏时时会得心中一沉。她急切想找到那位曾经诅咒过她的老太，想知道老太眼下对待她的态度如何。
见许半夏驻足，旁边的村书记老曹笑着上来解释：“胖子，太婆年纪大了，耳朵背，走路不灵活，但大事情一点不糊涂。知道你做的大好事，她现在天天在家替你在菩萨面前念一段经，保佑你发财利市，长命百岁。”许半夏听了哭笑不得，她想过无数结果，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结果。正在专心吃菜的老太感觉到旁边似乎有人，缓缓转过身来，看见是许半夏，伸出枯槁的手拍拍对比鲜明的许半夏白胖的手，说声“正好”，便掏出一只小巧的黄布袋子，郑重交给许半夏，道：“许老板，我每念一次经，会数一粒米在碗里。听说你要请我们吃饭，我问景阳寺师父讨了一块黄布把米装起来送你，你以后随身带着，保佑你逢凶化吉，大吉大利。”
在小说《不得往生》中，作者阿耐用得到好处的村民的态度转变，构成一种自相矛盾的讽刺，直指在利益面前个人道德准则判断的善变性和趋利性。
欲望的跃升
“道德”落实到个人行为的生活场景中，时常是游移而不够坚定的。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不同，实用主义的道德哲学以现实利益导向为基础，也因此在生活场景中，更像是某种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刻意设置的心理说辞。或许只有在他人的口诛笔伐下，道德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调节作用，尽管道德的本意是用来自我约束的信仰。电视剧《风吹半夏》给许半夏强行安插了一个受到惩罚的结尾，这正是道德正确在文艺作品中切实的体现。相比较原著《不得往生》中赤裸的人性剖析与成功的结局，这种改编也突出了舆论风口转向的敏感之处，即过往的越轨行为并不会因为当下的功绩而避免被清算。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的形象，也似乎正在经历着模糊转变的尴尬阶段。在“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年代初期，市场缺乏成熟的法律规则，在分工与交换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然定律下，敢于迈出脚步“下海”的人往往可以抓住时代的红利。
在那个时代，企业家，或者民间俗称的老板，往往能够以敏锐的嗅觉，收集并处理市场中的局部信息，并以个人的商业头脑与决断力抓住新商业机会，开展新商业模式，从而达到对社会资源与资本的整合与再分配，并获取利润。而这样的人的性格，往往胆大、个性强、欲望足、头脑精明，许半夏便是小说家刻画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许多大胆的行为往往都会有法律空白之处。随着《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反垄断法》等法规的出台与修订，市场经济行为的规范化已成为硬性要求，新时代的商人，需要顾及的边界更多、经营成本更高，这也意味着靠迅速抢夺市场而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已近乎消失。
在中国社会，短短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态度经历了一次超越千年历史的转变。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国古代，货币体系不发达，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农业为立国之本，而士农工商则是常见的社会地位划分。
这一点在《商君书·农战篇》中有明确的体现：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改革开放以来，以往的集体伦理与平均主义被市场经济的个体行为瓦解，人们发展各自的技能从事商贸，提供服务，也因此极大丰富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到我们生活的今天，商人的角色已经从白居易诗句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转变为社会发展的普遍力量。在此基础上，“企业家”作为“商人”称呼的升级版本登上历史舞台。
“企业家”的昨日与明日
“企业家”与“商人”的最大区别，或许就在于企业家这一词汇背后的褒义倾向，与商人这一称呼隐含的贬义倾向。
相比较资源的厮杀与抢夺，企业家更强调一种创新能力，一种用独特视角发现可能性的能力，以及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的良知属性。也由此，在市场经济进入规范发展阶段，企业经营者的角色，从老银行家式的精明商人，完成了一次现代化的形象转变。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阐述了企业家如何发现机遇并以创新引领社会变革。它规避了过于宏观的社会分析与文化批评，却从管理学的视角，肯定了企业家社会的合理与正当性。同时，新型企业家往往以科技手段作为载体，这往往是以人类最卓越的头脑作为条件的，也因此，当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最初以科技创新者的角色登上经济舞台时，世界范围内的人群曾给予热烈的关注与狂热的推崇，这也象征着全球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全球化潮流褪去的今天，企业家们正在经受全球范围的、源自于结构性不对等的批判，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的企业家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再次肩负起上一个时代所赋予的重要角色？
2022年12月19日，在某财经年会上，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是否真正理解“市场”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同时，他将企业家创新认为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除了百折不挠、胆大敢干的特质，当下的社会似乎更加需要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个只要敢做就能够捞到黄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等待着企业家的，是更高的科技门槛，更被强调的专业能力与细分领域的深耕能力，以及更加健全的法律法规与严格的政府监管。在成本提高、市场下行的同时，企业家是否还能够负担起往昔在正向全球化时代的角色，是否还会涌现出现象级创业者，我们还需要带着审慎的眼光继续观察。
当然，部分幸运的新媒体个体，似乎正在打开属于注意力经济时代的财富之门。基于传媒平台创业成功的案例此起彼伏，呈现团队人数少、营收利润高等特性，它的经营属性与个人IP强绑定，催生了一批带货达人的出现。与此同时，他们的创新精神，体现在供应链、营销、对流量的精准把控以及对个人形象的打造，这或许也是另一种更深入生活的创新精神。
当《风吹半夏》迎来不同于《不得往生》的大结局，属于上个时代的大开大合的成功学欲望，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或许也即将在别的领域，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次开启新的叙事。
我们似乎只能确认一个事实，即，尽管要为其所产生的各种后果买单，只要人类社群尚且存活，作为推动历史螺旋前进推动力的，深植在人性中的欲望，便会不断驱使身处其中、无法脱身的个体，争先恐后地寻求所谓的出路。在这种模式之下，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或许也只是属于这潮水般群体行为中成功者的分母，作为历史的主流，在这挣扎着渴望幸福的婆娑世界中，品味着属于自己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