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代医生与结核病：如果他们不死，现在该做祖父了

作者|钱家桥 编辑|王珊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高孟秋还会选择成为一名结核病医生吗？

2017年夏天一个酷热的下午，北京胸科医院办公室，52岁的主任医师高孟秋刚刚查完病房。她说，1983年高考时，日剧《血疑》风靡大陆，医生大岛茂的角色让自己渴望也成为一名医生。

同在北京胸科医院，35岁青年医生逄宇的路标是克隆羊多莉，而不是大岛茂。

因为媒体的影响，克隆羊多莉让中学时代的逄宇相信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2000年高考后，他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用9年时间读完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那年，最先给他offer的是北京胸科医院，于是他就来了。

因为不同年代的种种偶然，年轻人先后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含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参与到中国抗击结核病的战役中。

结核病被认为是一种“穷人病”，随着经济发展，似乎已经“载入史册”，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杀手。2016年，世卫组织报告全球1040万人患结核病。

中国至今仍是全球结核病30个高负担国家之一、耐药结核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中国2014年结核病发病数为93万，占全球的10%，居全球第三。

（结核病仍是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杀手，图为乌克兰结核病人）

为什么选择做医生？

1953年的一天，几个卫生官员和苏联专家离开北京城，驱车前往东边的通县（现为北京市通州区），为即将组建的结核病研究所选址。苏联专家看着表，在距离市中心30公里的地方停下，就是这里了。

眼前是树林和坟地，地图上它毗邻温榆河。

前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所长端木宏谨说：“据说，这是复制莫斯科结核病研究所的区位，后者在莫斯科东郊30公里处。”

两年后，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在通县成立。次年，易名为北京结核病研究所。

在这家医院有效运营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按照卫计委的最新统计，2011-2016年,全国年报告结核病患者数均在90万左右。

在端木医生走进结核病研究所的1960年代，中国的结核病情况更加糟糕，甚至对结核病的估算数据都付之阙如。

1963年冬天，儿科结核病专家江载芳女士需要一名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做助手，她去卫生局调档案，找到了20岁出头的端木。端木宏谨因此做了15年的儿科医生，直到1978年转为流行病研究。

与儿童结核病有关的记忆多与苦难有关。医院远在郊外，年轻的医生们只能整日待在研究所。他们每天去查房，面对的都是感染结核病的孩子，孩子们多来自北京郊区或河北农村，骨瘦如柴。

儿童结核病不同于成年人结核病，容易播散（通过血扩散）。最严重的是结核性脑膜炎。端木医生说，衡量一个地区卡介苗接种的广度，就看那里的儿童脑膜炎多不多。“当年结核性脑膜炎十有九死，因为缺乏有效药物，他们最终死于脑积水。”

50年后，端木医生仍然记得当年的病人，孩子们留给他的印象多是头顶插着抽取积液的引流管。

“曾经有一个结核病孩子，来自通县农家，三代单传，他爸希望他生来有福，于是取名福生。”孩子的爷爷有结核病，孙子因感染患有结核性脑膜炎。那是1965年前后的事情，孩子送进医院五六个月后去世。

那个年代，中国结核病死亡率高，病人死亡与秋天研究所大院里树叶凋落一般寻常。

（上世纪中国防治结核病的宣传画）

不能没有钱

从医30年后，端木医生成为端木所长，行政级别的提升让他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资源和话语权。作为参与者，他目睹了中国结核病防治的变迁。

临床医生们认为，结核病是典型的穷人病，他们建议国家给病人免费治疗、免费管理。

端木医生回忆：“为了这事，我们去卫生部找张文康部长。他说我也是医生，我理解你，但是我没钱，今天结核病免费了，明天艾滋病、肝炎找我怎么办？”

一位卫生部官员在一次防治结核病报告中称，从1992年至2000年，中国结核病的科研和临床经费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它们包括世界银行的贷款、日本政府援助在内的将近10个国际项目。

“他们给钱，免费治疗，免费管理，甚至给病人复查的交通费。这样结核病人的发现率和治疗率就上去了。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中国结核病发现率70%，治愈率85%，我们都达到了。”端木医生说。

端木医生回忆，世行贷款从1992年开始，需要各省政府自行还贷，只有13个省参与。不能参加的15省，由卫生部组织15省的卫生部项目，全部投入仅有300万元人民币，平均洒向几百个县。具体办法是参与项目的县政府投入1万元配套资金，卫生部方给予2万元药物。

8年之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走上了结核病治愈的正常路径，但还远远不够。

2000年3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组织召开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部长级会议，提出阿姆斯特丹宣言：“结核病已不再仅属于卫生界关注的事，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次会议对中国政府解决本国结核病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带队，同行官员包括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高强和北京结核病研究所所长端木宏谨。会议组织方让财政部长发言，意在督促政府承诺资金投入。

在如何解决结核病问题时，世卫组织要求中国政府以县为单位的控制执行策略是100%。卫生部给财政部的报告目标是65%。

与会医生们担心的是钱的问题。而高强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控制策略在90%的县域里施行，再逐步扩大。这完全超出中国医生们的预期。

阿姆斯特丹会议后不久，财政部组织专家论证会，讨论我国结核病防治经费的需求和可行性。财政部最后确定，从2001年开始，每年投入4000万元，这些钱用在结核病的防治策略，病人的发现、治疗和管理。

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实际投入防治结核病的财政资金逐年增加，全部资金超过31亿元。

轻纱一样的图案

资金的加大投入改善了中国结核病的防治状况，中国提前5年超额完成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希望从1990年到2015年，结核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下降50%。2010年，中国结核病的患病率已经比1990年下降了65%，死亡率下降了8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黎霞说：“中国的成绩因此受到了国际组织极大赞赏。世卫组织每年有一个年报，2011年的年报，封面数据就用了中国的几条红线，像轻纱一样的图案在上面。”

轻纱一样的图案背后是中国几代结核病医生的付出。

从1990年到2015年，中国结核病曾经糟糕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善。这25年里，高孟秋由一名年轻医生变成了临床专家，日子在胸科医院也如轻纱一样划过。

1989年7月，高孟秋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眼前的医院是灰砖房子，院子里多树，古木参天的感觉。

不久，母亲来看女儿，她站在北京郊外的胸科医院里问：“你怎么选择了这个地方！”当年的答案包括：这里有单身宿舍，宿舍有煤气罐，可以煮方便面吃，不像其他地方只能用开水泡。

年轻人煮面条时，老主任马屿还会大声告诉他们：“结核病容易传染，你们应该补充营养，煮方便面时要放鸡蛋。”物质匮乏的年代，胸科医院每月定期给员工供应鸡蛋。

胸科医院的大院里没有大岛茂，但有一个勤奋且苛刻的上海女人，她是严碧涯，当年的中国结核病临床领域的权威。在年轻医生那里，她是严厉的所长，只有工作没有生活。

严碧涯认为，医生的时间都应该用在工作。作为研究所所长，她在大会上批评，谁谁谁下班后织毛衣，“真的清闲。”也有医生回应：“我们的收入买不起毛衣。”

除了反对医生织毛衣，这位所长同样反对医生自己带孩子，理由同样是“浪费时间”，她要求年轻医生下班后的时间应该用来学习。

1990年代初，医生高孟秋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天，她抱着女儿珍妮走在胸科医院的大院里，远远就看见严碧涯来了。避闪不及，“怀里的孩子又不能扔到草丛里”，年轻的妈妈只得笑着对老所长打招呼。

许多年后，高孟秋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个年代，年轻人崇拜业务强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记得她当年对我们的要求。”

在众人的记忆里，因为业务强，严碧涯广受尊重。但她脾气大，树敌多，终身未能评为院士。

与早期欧美教育背景的研究所高层相比，严碧涯没有留学经历，她自学英文，长期关注结核病治疗的国际前沿成果。“她在国际结核病领域的地位体现在短程化疗，让我们的结核病化疗方案没有落后于世界。”高孟秋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严碧涯提出并组织了大范围的肺结核病治疗的短化方案（缩短疗程），这项研究几乎与当时的国外研究同步，其成果受到国外专家的认同。

“不让任何人掉队”

在胸科医院的大院里，关于结核病的话题不仅仅停留于医院病房。女儿珍妮三岁时，问母亲高孟秋：“妈妈，传染是不是把结核病当礼物送给别人？”

三岁的孩子不知道，妈妈和大院里叔叔阿姨一辈子的工作都与这“礼物”有关。

时至今日，这份“礼物”仍然是人类的主要杀手。

2017年3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17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联合起来消除结核，不让任何人掉队。”

结核病是公认的穷人病，常见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该疾病往往发生在生活贫困的人群、社区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以及其他弱势的群体中。这些人包括：移民、难民、少数民族、矿工和其他工作和生活在易发生风险环境中的老年人、边缘化妇女和许多环境中的儿童。

这种经济属性反作用于各国的结核病研究。在经济欠发达国家，结核病人群多，但科研和临床水平有限。在欧美发达国家，结核病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缺乏研究的资源和动力。

逄宇说：“中国在结核病负担重的国家里，科研能力最强，在那些科研强的国家里，他们缺乏中国这样强的临床资源。”

这位年轻的医学博士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防治结核病的经验对世界很重要，包括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新治疗方案的效果评价。

在临床领域，中国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耐多药的治疗，这也是全世界的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5年，估计有48万人患上了耐多药结核病。

2009年4月1至3日，世界卫生组织召集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的代表前往北京，共同商讨如何应对耐多药/广泛耐药结核病带来的严重威胁。

端木医生认为，10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召集中国政府前往荷兰，逼迫中国做出防治结核病的承诺，10年后世界卫生组召集其他国家的部长到来到北京，这是对中国这些年防治结核病工作的肯定。

聊天快结束时，端木医生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病人，那些脑袋上插着吸管的病孩子，“如果他们不死，现在应该是做祖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