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保罗·罗伯茨在近作《冲动的社会》中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短视？世界越来越极端？

罗伯茨还是太客气了，他把从美国到欧洲出现的种种转变，礼貌地概括为一个「冲动的社会」，但更真实的是，这分明就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嘛。看看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同意这个结论。

耐心耗尽的一刻

一个病态社会，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我们开始失去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不再怀有耐心。

人们一边缅怀木心的诗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怀念也许并不存在的「从前」的种种慢生活的好处，另一方面，在实现生活中却又对快生活片刻不离，外卖晚到了三分钟就跳起脚来骂娘。

我们也对自己失去耐心。

不愿意从头到尾去读一本书，更愿意只有一句话告诉我这本书写了什么？更愿意在一段十分钟的音频里获取这本书的精华；

我们也不愿意再去看冗长的说明书，习惯了一切在触摸屏上点击可得的生活，从而导致就连组装一辆婴儿推车，都被不超过七个组件弄得焦头烂额；

我们也不在意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在意的是自己。

无论在宏观大尺度上还是日常生活的小尺度上，我们的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追求即时满足的社会，人人都在习惯短期化的世界，关注长期价值必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我们的世界」变成「我的世界」

没有耐心的原因是自我大膨胀。

感谢发达的技术和蓬勃的消费，终于让我们过上一种超级定制化的生活。

我们通过健身、油墨、金属和可穿戴设备来私人订制我们的身体；我们让音乐、文字、图片来调试我们的情绪；我们选择不同的手机、服饰来表达自身的品味和态度；我们可以搬去附和我们价值观的社区居住；我们也可以从信息流去适配到最合自己口味的内容提供商或者「媒体」。

世界正在从「我们的世界」变成「我的世界」，这也是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的必然。

哪怕就在半个世纪前，从北美到欧洲，人类依然处于农业-工业文明之中，人们生产各种各样的有形的东西，春播秋收，冶铁锻造，烘焙面包，他们的价值不仅取决市场，同样取决于日常生活的需要，基本上是由外部、可标准化的需求驱动。

今天，情况恰恰相反，商业哲学已经从生产者为中心转向真正的消费者就是上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是以消费为中心，都是被我们内在的无形标准所驱动：什么样的游戏更好玩？什么样的电影更好看？什么样的音乐更符合我们的胃口。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世界，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特被是超级公司的利润严重依赖于人们瞬间的喜好，从这个角度看，超级公司其实十分脆弱。

整个市场活动自然以自我为中心，一款产品、一项服务早以不足以讨好所有消费者，所以，从生产冰箱、彩电、洗衣机的家电行业，到提供资讯、游戏、影视的在线内容商，纷纷转向个性化生产、分发。

没有中产阶层，只有低产阶层

在这个高度定制化的世界里，等级依然森严，鄙视链比以往锻造得更强、更长。

曾经庞大的中产阶级如今严重缩水，自动化技术和外包，直接掏空了美国、欧洲这些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繁华的根基。

近十年的技术创造，带来的更多是财富分配极端化。

美国皮尤中心的数据显示，相比2000年，美国家庭收入中值在2014年减少了8%，其中，中产阶级而言，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55%降至2014年的51%。在四分之一的大城市，中产阶级已不足城市半数人口。

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所概括的「大停滞」。

「我们所生产商品的最主要消费者，正是生产这一商品的劳动者。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这是我们创造财富的秘密。」早在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就声称，高工资是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只有提高工人的工资，他们才有钱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商品。

在后现代社会中，绝大部分新增的就业机会，要么是要求特殊技能的高大上岗位，要么就是酒吧招待员、后厨洗菜这样的低技术、低工资的服务性工作，那些要求中等技术、提供中等工资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

中产阶级在缩小，更多人将加入庞大的低产阶级。

三个世界，折叠的未来

泰勒·考恩预测，按照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未来的世界将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可以称之为「超级生产者」，他们也是「机器制造者」，不但天资聪慧，而且知道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机器，管理社会生产的要素。

第二阶层乃是少数「社会服务提供者」，包括按摩师、健身教练、装修设计师、艺术家、娱乐明星，他们通过向「超级生产者」提供服务，来获取不菲的报酬。

第三阶层就是「低产阶层」，如保安、原定、美甲美发师。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底层。「超级生产者」将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其他人则会越来越贫穷。

在1970年代，美国经济产出的41%流入到劳动者的口袋，其余部分为投资者所得；到了2007年，劳动者报酬在美国总经济产出的占比已经下降到31%。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现出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

消费者在享受无处不在的个性化服务的同时，生产者将不可避免地被抹去个性的棱角，成为超级商业的零部件。未来的一线劳动者，将会接受更多的监督，通过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大数据平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检测分析，以保证服务质量的稳定和合格。

机器也比人将获得更多的投资，从而陷入一个更加不依赖劳动力的经济循环。

垮掉的集体，迷茫的个人

曾经熟悉的团队和集体，将变得陌生。只有当下才是永恒的。

一如保罗·罗伯茨所观察到的，如今的劳动者更多地把自己视为自由人，他们学会了如何轻松地建立和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学会了如何快速地抛弃过去，他们把所有事情都视为暂时的，把个人生存当作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最高目标。

个人主义和自恋主义主宰了职场文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公司组织结构面向这一变化的调整，对于绝大多数公司来说，至多一代人的时间，繁复的科层制度将渐次瓦解，一种全新的连接方式必然到来，但未必是「U盘式」生存。

未来学家丹尼尔·平克也看到这一趋势，但是他以一种更为乐观的腔调做出了预言：「未来是自由职业者的时代。为自己的工作时代已经到来，以往那种一辈子工作的情况越来越罕见，现在的是组织愈加需要有才华的人，而有才华的人不再那么需要组织了。」

这种乐观只针对极少数的幸运儿，大部分个体讲遁入迷茫。（本文首发钛媒体）

【钛媒体作者：文 | 波波夫，微信公号：波波夫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