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系笔者2009年出版《大唐乱世》一书节选。距今七年，无论笔力还是文字均较青涩，好在历史脉络捋得比较正确，微观考察也还算到位，凑合能看。如果列位觉得写得还可以，那就请点个赞、收个藏、评个论、转个发；如果觉得不好，除了捡肥皂怎么都可以......

第一章 “以蕃代汉”背后的小九九

很长，慎入，累死不负责。

一提起唐朝，相信很多朋友激动得屁股都坐不住了（别害臊，这个三鉴哥我理解）。没办法，谁让咱说的是唐朝呢！为什么激动呢？因为唐朝实在是很牛掰，政治很牛掰，经济很牛掰，军事很牛掰，文化很牛掰，科教文卫很牛掰，总而言之，一个字儿：全方位的牛掰。大唐帝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甚至比美国在今日世界上的地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唐咳嗽一声，连千里之外的东罗马帝国都要打个喷嚏；如果大唐不小心打个嗝，什么高丽、日本、天竺（古印度）之流的，早就在一边吓得尿裤子了。

在鼎盛时期，这个帝国东至大海弹压日本高丽，南越秦岭直慑中南半岛诸国，西达乌浒河流域力敌阿拉伯，北包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平原，在中国历史上的各封建王朝中，版图之广袤仅次于元帝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国土之上，除了始终作为主体的汉族之外，还生活着大大小小上百个少数民族。

如果我们乘坐着时空穿梭仪回到唐都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富庶的城市时，相信大家一定会对眼前的情景叹为观止。类似的感叹经常出现：“哇，建筑好豪华耶！”、“哇，街道好宽耶！”、“哇，基础设施很好很强大耶”、“哇，好多外族人耶”……以上几种情感表达方式都是比较常见的，当然也有另类的：“嘻嘻，那边那个MM的胸衣快掉下来喽。”好了，关于女人胸衣的问题我们以后再做专项讨论，现在单说一说长安的外族人。

是的是的，那时的长安，外族人实在是太多了。漫步在长安的大街小巷，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外族人随处可见。尤其是在CBD附近，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看到了吧，左边那个管制刀具店是日本人三八五十六开的，右边那个眼科诊所的老板是来自东罗马的君士坦丁，紧挨着他旁边的那个奶食品店是突厥人开的，至于那边卖朝鲜冷面的那个小店是哪国人开的，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如果您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外族人都只是一些客居的商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不信，我们随便采访一位试试。

这位鼻子上镶金片的非主流大姐，您是从哪儿来的？

哦，我是从天竺来的。

你对大唐怎么看啊？

很好啊，这里的人民很热情，东西很好吃。

你在这边做生意吗？

不是啊，我丈夫在政府里当公务员，我开了个瑜伽中心。

哦，这么说，你们两口子已经入了大唐国籍，在这边定居了？

是啊，我们已经在长安买房了，一次付清，地段特别好，离玄武门不远。你沿着这条大街往前走，左拐走一百米，再右拐，再左拐，然后再右拐，门前拴了两头大象的那套院子就是我们家了。

呵呵，以上的语言和表述虽然戏谑了一些，但是确实反映了唐都长安的真实图景。在唐朝，外族人不仅和汉人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经贸往来，而且很多外族人士还进入了文学界，比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有的甚至还进入了政界，并且做得非常成功。考虑到大唐的第一任国母——高祖李渊的老婆窦氏和第二任国母——太宗李世民他媳妇儿长孙皇后（二人均为鲜卑族）仅仅是后宫的大姐大，并不参与政治，我们暂且把她俩排除在外。接下来请看大唐名臣民族出身统计表：尉迟敬德，羌族；长孙无忌，鲜卑族；高仙芝，高丽族，哥舒翰，突厥族；李光弼，契丹族……你听着以上这些人的姓名是汉式的，其实他们都是外族，长相也和我们有着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差别。现在，大家该知道影视剧演绎的历史和真正的历史有多么大的差距了吧？

以上仅仅是一些微观方面的掠影，再来看宏观方面。那时，汉族和其他各族之间还经常团结互助呢。比如说，两个藩属国之间闹矛盾了，正要大打出手。大唐联邦帝国的“天可汗”——皇帝就跳出来了，在他们之间斡个旋啊、调个停啊什么的，还平声静气地教育他们要淡定，要求同存异，要和平共处。而如果发动对外军事战争，如征讨吐谷（音yù）浑和高丽的军事斗争，其他各族和藩属国也都派来军队助战，帮着唐军对付帝国的敌人。

从古至今，民族问题都是一个让各个时代的各个政府都头疼不已的大难题。它就像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处理得好了，高枕无忧，处理不好，粉身碎骨。直至今日，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的政府没能处理好民族问题，致使纷争不断，内乱频仍。为什么一千多年前中国封建时代的唐朝却能够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呢？

一言以蔽之，其奥妙在于观念。

唐代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在情感上对少数民族充满了蔑视。这种蔑视从对少数民族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早在西周时期，我们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就是这样称呼的：“蛮”，“戎”，“夷”，还有“狄”。

你们听听，有哪一个是听着顺耳的？叫“戎”也就罢了，居然还加个“犬”字，确实有够过分。到了唐朝，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唐太宗他老人家就曾经在正式场合旗帜鲜明地表了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

考虑到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印度的种姓制度、罗马人将日耳曼人蔑称为“蛮族”、希特勒公然宣称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美国尚未根除的种族歧视等等情形，三鉴哥不由地喟叹：唐太宗李世民早在狭隘民族主义盛行的公元7世纪就发出这样崇高的呐喊，他的精神是多么的伟岸，他的胸怀又是多么的宽广，这句话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又是多么的重大啊！细数古今风云人物，能有唐宗之见识者廖若星辰。

俗话说的好，观念一变天地新。不仅李世民如此，自他以后的历代大唐皇帝对待少数民族都是如此。很多少数民族的优秀人才都在这个开明的政权里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且成功地实现了人生的抱负。正是因为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所以，大唐才能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富足强盛的大帝国。

完美吗？

当然不是，有位哲学家就曾经说过：“所谓完美，就是对完美永恒地不断地接近。”唐朝的民族工作只能说是“近乎”完美，并非毫无疏漏。实际上，这个貌似完美的体系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漏洞。

民族平等好不好，当然好；民族团结好不好，当然好；民族互助好不好，当然也好。但是，千万别忘了，左丘明子曾经在《左传》中曰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洪应明子也在《菜根谭》中曰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话之所以能沿传至今，并非毫无道理。信任民族兄弟，当然是对的，可是，过度的信任那就可能是在自掘坟墓了。

十分雷人的是，大唐帝国的第一位掘墓人，正是以“贞观之治”独步中国历史的一代英主李世民。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滴……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从此解除了突厥对北部边疆长达数百年的威胁。

老大突厥被大唐给扁废了，契丹、同罗、奚族、室韦这些小弟可就慌了神了。为老大报仇？不行，打不过唐朝。那该怎么办呢？不知道！

好在他们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李世民早就替他们想好了。平定东突厥以后，大唐朝廷围绕着如何安置突厥及其所属部族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魏征为代表的很多大臣坚决反对温彦博等人提出的将这些部落安置在边疆的建议，但是李世民却力排众议，坚持要把这些部落安置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和河北北部等地区。

当然了，最后当然是听他的了，谁让他是大哥大呢？

和当年乘着“五月花” 号漂洋过海、远渡新大陆的那些清教徒们不同，这些突厥人和契丹人则是拉家带口，赶着牛，牵着马，浩浩荡荡地奔向新居。

起初，他们也是不愿意的，毕竟是故土那移嘛！虽然我们那里风大了一点，天冷了一点，沙子多了一点，但怎么说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况且，谁知道到了新的地方，我们会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呢？

不管怎么想，他们还是带着满腔的疑惑和顾虑踏上了向东内迁的路途。等他们来到河北以后，才发现这里简直是太好了，山清水秀，气候怡人，物产丰饶。于是，他们就兴高采烈地在这里定居了下来，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来，他们的幸福图景传到了同罗、奚和室韦等民族的耳朵当中。他们一听，可就坐不住了，一方面是眼红得要死，一方面是后悔得要死，要是早搬就好了！紧接着，他们也着急忙慌地搬了过来。随着这股移民浪潮的持续升温，河北渐渐成为了一个胡人杂居的地方。

就这样，渐渐地，渐渐地，量的积累终于引起了质的变化。随着外迁人口的不断加入和新生人口的不断增多，胡人的数量远远地超过了汉人。如果列位漫步在那时的河北大地上，你就会发现：映入眼帘的基本上都是身穿各种特色服饰的胡人，传入耳中的基本上都是叽里咕噜的外族语言，而且还不止一种。你十分纳闷了，汉人哪里去了？突然，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汉话。于是，你满怀欣喜地回眸那么一瞥，顿时从希望的顶点跌入了失落的谷底，纳尼，居然是一胡人翻译？

这个长期的过程，在历史上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河北胡化”。

伴随着比例的失调，原先的稳定状态被打破。到了唐玄宗当政的时候，问题就恶化得比较严重了。那时，生活在北部的胡人与生活在南部的汉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大家相互敌视，相互杀戮。唐朝地方官员对少数民族的虐待和压迫无疑更是火上浇油。终于，这里的民族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渐渐地威胁到了帝国的稳定。

问题总是需要解决的。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仔细想想，这个棘手的问题有以下三个处理方向：

第一个方向，把他们赶回原来的地方。如果真能这么做，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安史之乱”了，更不会有辽金蒙古称霸中国的屈辱岁月了。可是，很明显，这是不行的。首先，当初人家不想来，是你大唐皇帝硬生生地把人家给迁徙到河北的。好嘛，现在你反悔了，又想把人家赶回大漠喝西北风去，这也忒不地道了。真要这么做了，你这天可汗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其次，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他们前脚刚走，活动的地方就被另外的一些部族给占了。你现在把他们赶走，让他们去哪里定居啊。新家旧家都没了，他们还不得和唐朝死磕啊。所以嘛，此路不通。

第二个方向，放任不管。这当然就更不靠谱了。您瞅瞅，这些个部族压根就不搞什么计划生育，仗着自己是少数民族，玩了命地生孩子，人口繁衍的那叫一个快啊。河北地区的民族比例已经失衡了，汉族反倒成了少数民族。再这么下去，帝国迟早被这些异族给占光了。想想“五胡乱中华”的旧事，谁不后背发麻啊！

看来只有第三条路了，必须得管。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管？实际上，唐朝政府一直在管，可是管来管去，就是管不住。历代大唐皇帝都是选派优秀的汉人将领（偶尔也派一些信得过的胡人将领，不过极为少见）去边疆任职。起初，这一招还管点儿用，可是渐渐地也不灵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汉族将领往往骨子里对胡人充满了歧视，难免有的时候行事不公，民族矛盾问题还是无法得到根除。

棘手，真是棘手！

当然了，棘手并不代表就肯定没有解决的办法。正当玄宗李隆基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上天给他送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实际上也算是皇亲国戚，和李隆基也有点儿亲戚关系。他的太爷爷叫做李叔良，这位李叔良有一位叔伯兄弟叫做李渊。哦，对了，叨咕了半天，忘了告诉大家他的名字了。姓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姓李，要说起这名字，这人就太有名气了，他双名林甫。

玄宗没办法，没关系，李林甫有啊。李林甫及时地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内涵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儿：以夷治夷。以汉治夷，胡人不服，那我们就以夷治夷。这样一方面可以拉拢胡人中的上层分子，另一方面也可以很好地缓解汉族和胡人、政府和边疆部族之间的矛盾，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啊。

这还真是个办法。如此看来，李林甫也并非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不学无术啊。当然，这只是表象，实际上，李林甫可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提出这个方略的，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内里的玄机是这样的……

唐朝有一项不成文的制度，那就是：有文化有战功的边将可以升任为朝廷的宰相。玄宗时期的李靖、高宗时期的刘仁轨和娄师德都是这么当上宰相的。虽说担任边将只是成为宰相的诸多路子当中的一条而已，不过，话也说回来了，这种可能性毕竟是存在的。而且，最要命的是，这种可能性因为玄宗皇帝的喜好而大大增加。和太宗、高宗一样，玄宗也是一位热衷于扩张战争的主儿。他既然好这口，自然也就喜欢那些有文化有战功的边将了，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人就是沿着这条路子走上宰相的位子的。

这项制度的存在对李林甫的相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李林甫可是一点儿都不想把这个位子让出去，虽然他既没有才华，也没有边功。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这个坏东东就动起了歪脑筋。

很明显，最好的方法就是劝说皇帝不要再施行这项制度了，可是这条路行不通。因为这是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即便是身为皇帝的玄宗也不能轻易废除。那该怎么办呢？满肚子坏水的李林甫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一个迂回的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要想成为当朝宰相，就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充要条件：其一，必须有文化；其二，必须有边功。粗一看，破坏任何一个条件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是，仔细一想，你就会发现，只能破坏第一个条件。原因实在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不会打仗的人，皇帝怎么可能会让他担任边将呢。但凡是皇帝任命的边将，肯定在打仗方面是有那么两把刷子的。

好了，这样，问题就简化了：有没有那种既会打仗又没文化的边将呢？

有！

谁？

胡人呗！不要说有文化了，这些个家伙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让他们当边将，实在再合适不过了。

李林甫说干就干，想法是龌鹾的，但是话语是动听的：陛下，臣以为，文人虽然有文化有知识，但是他们缺乏那种冲锋陷阵的血性，不适合担负戍守边疆的重要任务。我们不妨任用那些胡将，他们生性彪悍，好勇斗狠，陛下只要施以恩德，他们肯定会为朝廷拼死效命。而且，以夷制夷，边疆的稳定问题肯定会大为改观。（以陛下之雄才，国家富强，而蕃之未灭者，由文吏为将而怯懦不胜武也。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即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生时气雄，少养马上，长习陈敌，此天性也。陛下抚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

你不得不承认，当奸臣也得有当奸臣的实力，瞅瞅李林甫的头脑和口才，还真不是盖的。在李林甫的巧言令色和大肆鼓动之下，玄宗最终同意了李林甫的想法。打这以后，边境各大军区便开始大规模地提拔任用胡人。当然了，这其中也的确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胡人将领，比如说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但最最可怖的是，李林甫的这个方略却把大唐王朝的索命无常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他姓安，名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