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现代文明社会中长大的人们，几乎无法明白女性割礼带来的身心伤害。然而在非洲及少数中东国家，人们仍旧保持这一古老的陋俗，并认为对女性施行割礼，足以保证贞节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控制。科学早已证明，女性生殖器切割后，会引发种种妇科疾病以及提高难产率，新婚与分娩后又因缝合生殖器会更加痛苦，割礼过程中，更有可能因感染而丧命。联合国与人权组织正与之进行艰苦战斗，但悲观地认为，如无重大逆转，2030年将还有8600万女孩被实施切割。

文：段宇宏

来源：知道主义（Zhidaozhuyi）

女性最神秘的地方，隐藏着一座辉煌的“圣殿”，它是生命的源泉，里面供奉着一颗美丽的“珍珠”，它是性福的按钮，可以打开天堂之门。不幸的是，全球约有1.25亿女性的“圣殿”已遭到摧残，“珍珠”也不翼而飞。这是一种古老仪式，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女性割礼”。说难听点，就相当于把女性给阉了，剥夺她们的性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诸多人权组织拒绝采用“女性割礼”的中性称谓，把它命名为“女性生殖器切割”（或女性生殖器损毁），以示与“男性割礼”相区别，不让这种野蛮陋习与“传统风俗”相关联，便于在全球终结这一伤残女性的仪式。

每年2月6日，联合国都要连篇累牍进行相关的知识宣讲，因为这一天被定为“切割女性生殖器零容忍国际日”。今年2月6日，联合国官微一天之内连发十四条微博谈及此事，呼吁全世界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曾带着略为伤感的语气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在与“女性生殖器切割”现象作斗争的事业中，成就是有的，极少数国家的女性受割率已取得明显下跌，在大部分国家，受割率却多年稳定不变，消除女割的进展仍相当缓慢。

从2008年起，大约15个国家1万个社团，代表着800万人口已经宣布放弃女性割礼。虽然公开的宣言不能保证现实中100%杜绝，但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的估计，除非现在采取重大举措来逆转，否则到2030年，将还有8600万15岁至19岁的女孩被实施切割。

在索马里和苏丹，到那一天，祖母和母亲会哄骗女孩去“走亲戚”，实际上是带他们去实施切割。切割手术通常由当地的割礼师来施行，很少使用麻醉药和消毒手段，所用工具多为刮胡刀片或小刀。条件较好的城镇，一些富裕家庭会私下请专业的医生来切割。而在过去，切割工具通常采用石片或匕首，相较而言，当下的切割条件“有所改善”。

非洲有些地区，由理发师担任割礼师，因为理发师平时也有“医生”的职责。这似乎是前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中世纪的欧洲，理发师通常也是“医生”，使用放血、烧灼、虫咬等疗法为人们治病。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世卫组织的专家坚信，女性生殖器切割会给健康带来严重损害，引发系列妇科疾病，提升难产死亡率和婴儿夭折率，还有一些女孩被切割时由于剧烈疼痛和大出血而丧生。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根据不同民族（部族）和地区的习惯，把全球女性生殖器切割分为三大类型：

类型一：切除阴蒂外衣（包皮）或割除阴蒂，但更常见的是把阴蒂的部分或全部切除。

类型二：部分或全部割除阴蒂及外阴唇，有些地方还会把大阴唇也切掉。

类型三：几乎将整个女性外生殖器全部割除，并火灼伤口或用线缝合阴部，有些地方用树胶来粘合，称为“阴部扣锁术”。在组织愈合之前，塞入小树棍或小石头，保留一个小孔排出尿液和经血。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数字，约有800至900万妇女被实施过类型三。

世卫组织后来还定义了一个类型四，即所有对女性生殖器的伤害手段全部实施，从外阴全部割除到火灼、针刺、刮擦和缝合，类型三和类型四通常也称为“法老式切割”。被施以这种切割的女性，要花费15分钟来小解。

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图表中可以看出，女性生殖器切割习俗主要集中在非洲27国以及少数中东国家（也门和伊拉克库尔德人地区）。这一习俗在印度、印尼、马来亚群岛和中南美洲一些地区也零星存在，只是不那么突出。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甚至把女割习俗带到了欧美国家，在移民社会中秘密流传，尽管在欧美这是非法行为。

站在现代人类的角度审视，这无疑是对女性人权和身体的摧残，反对女割是一场现代文明与野蛮习俗的战争，但实践中事情远非这么简单。

女割问题集中的地方以伊斯兰地区为主，如索马里、几内亚、吉布提、埃及几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女性受割率在90%以上，容易给人造成女割是伊斯兰习俗的错误印象。实际上从中亚到西亚，绝大部分伊斯兰国家无此习俗，伊斯兰两大圣城，沙特的“麦加”和“麦地那”亦无此俗。

仔细梳理个案可发现，女割率为89%的厄立特里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人口各占一半（基督徒人口还略占优势）；利比里亚这个由美国自由黑人缔造的国家，基督教新教徒占85%，但却有66%的女割率；埃及和苏丹的基督教民族——科普特人同样实施女割；埃塞俄比亚有一支独特的犹太人——“贝塔犹太人”，他们肤色与长相与黑人民族更相近，信奉犹太教，也流行女性割礼，但在以色列和其它犹太人聚居区则无此习俗。

尽管在埃及、厄立特里亚、几内亚、马里、毛利塔尼亚，当地称女割是一种宗教需求，但无论《古兰经》还是《圣经》，没有关于女割的规定。2006年时，几位著名的伊兰大学者均要求终止女割习俗。2007年，具有崇高地位和悠久历史的伊斯兰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还发表声明称，女性割礼在伊斯兰教法中找不到依据。

割礼的起源和目的无定论，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种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更早诞生的古老部族习俗，通常认为起源于古埃及，然后扩散至亚非语系地区（又称闪米特和含米特语系，即闪-含语系）。直到今天，盛行女割的地区，仍然部族林立，部族宗法传统发挥着重要作用。

非洲常见的女割现场，回荡着撕心裂肺的惨叫！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描述道：“科尔启斯人、埃及人和埃西欧匹亚人是从远古以来实行割礼的仅有的几个民族”。“在埃及，每个孩子出生后要被实施割礼，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公元前25年左右参观埃及后也作了记录。

当代关于女性割礼的目的，各部族各地区众说不一。有些地区认为，女性的隐私部位是肮脏的，必须实行“净化”才可以保证健康；有些认为女割是一种成年仪式；更多的说法是可以保持妇女的“贞洁”，言下之意也有“消除性欲”的功用。

生活在马里，信奉原始宗教的多贡人还有更独特的解释。他们认为“包皮”是上天赋予男性的女性化特征，“阴蒂”是上天赋予女性的男性化特征，只有将之割除，才有助于性别分明，使男女各司其职。

比较常见的切割工具，不使用麻醉药和消毒手段，常使伤口感染。

不同国家和地区，实施女割的年龄从初生到十几岁都存有，所以“成人仪式”这一说法很难成立。约一半的国家，大部分女孩被切割是在五岁之前，如埃塞俄比亚、加纳、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在乍得、中非、埃及和索马里，80%的女孩是在5到14岁之间被切割。

人类在结束群婚制之后，向以女方为中心的对偶婚制演变，对偶婚随着父权社会的到来逐渐瓦解，向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演变，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前现代的父权社会，认为妇女是男性的财产。氏族开始族外通婚后，伴随产生了“抢婚”和“溺死女婴”习俗的蔓延。

西亚和非洲的部族社会中，女性割礼及阴部扣锁术很可能起源自对“女性作为财产的占有和保护”。一方面，实施过切割及阴部扣锁的女性身价倍增，因为证明了她的“贞洁”，两个部族通婚时，这是互相信任的“协议”，使双方“财产”得以保值的“契约”。

另一方面，流行“抢婚”，重视“财产占有”的部族社会，阴部扣锁术还有防范遇劫遭奸污以及“女性通奸”的功用。若丈夫长期离家外出，女性离婚以后或将去世的时候，可以重新实施阴部扣锁。当然，美其名曰“保持贞洁”，它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实施控制的一种手段。

苏丹的人类学者罗盖亚·穆斯塔法·阿布希拉法编著的《女性割礼：多元化的视角》一书中，曾收录了索马里女性穆莎的一首诗“《奶奶说女人一生有三痛》”，诗里写道：“奶奶说，女人一生有三痛。割礼那天，新婚之夜，分娩孩子。我哭喊，企求帮助，当肉体被从我身体割走的时候……帮助她们生活在爱的世界里，现在这是全世界女性的痛”，这首诗曾引起广泛的震撼，有力推动反女割运动的开展。

割礼，给非洲及西亚部分地区的一代代妇女以身心的无尽摧残，但大多数时候，她们还未意识到割礼其实只是种无用的陋习。

毫无疑问割礼会疼痛，但实施过法老式割礼的妇女，新婚和分娩的时候倍加痛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者贾尼斯·鲍迪为研究新婚之际的“解锁”问题，调查过300个苏丹女性和100个苏丹男性，约15%的男性无法靠自己力量“解锁”，有些新郎的“解锁”过程需耗时三四天甚至数月。有时这一任务就交给接生婆秘密完成，也许还会使用刀片再次撕裂，造成坚硬的和畸形的瘢痕瘤，只有专用的外科手术剪刀才能去除。“解锁”过程兴许能给大量的当地男性带来“成就感”和“征服感”。

女割问题70年代进入国际社会视线，近二十多年，联合国与世卫组织以及多国政府推动消除这一现象，掀起了轰烈的反女割运动。令人惊异的是，在有些地区，作为陋习受害者的女性在维护“神圣传统”方面，比男人还要顽固。

根据联合国儿基会2013年的调查显示，在马里、几内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冈比亚和埃及，大多数妇女认为女性割礼应该继续，但在非洲其它地方以及伊拉克和也门，大多数妇女认为应该终止。

贾尼斯·鲍迪在苏丹的问卷调查中提出：“一个丑陋的非扣锁状态，一个威严的扣锁状态，你更喜欢哪一个？”结果，大多数女性表示更喜欢扣锁状态，并且那个小孔越小越好。托比娅是苏丹首个在西方大学获得学位的外科医生，同时从事女割问题研究，她向三个医治好淋病的索马里母亲询问：“你们要扣锁，还是要解锁？”对方都选了扣锁，“任何对扣锁状态的改变，她们都会产生不安全感以及对身份的忧虑。”

1982年，一位叫奥萨玛·阿里·达瑞尔的医生对3000多名苏丹女妇调查后发现，59%的女性更喜欢选类型二和类型三，远超过类型一，仅有17.4%的女性说他们一项都不选。

肯尼亚国父，独立后的首任总统乔莫·肯雅塔1930年曾在英国关于女割问题的辩论中发表演讲，他说：“女性割礼，这是部族法律、宗教和道德的教义，没有一个基库尤族（肯尼亚最大部族）男人会娶一个未割礼的女人，也没有一个女人会嫁给未割礼的男人。”

乌干达农村一块广告牌：“停止女性割礼，它对女性健康有危害”。

从1895年至1963年，肯尼亚是英国殖民地，这里如今约有83%人口是基督徒。最早对女性割礼提出质疑的，就是肯尼亚的基督教会。1930年，来自美国的女传教士赫尔达·斯当普因为反对女性割礼，在家中先被暴徒切割后再被杀死。1956年，肯尼亚的长老委员会宣布禁止女割，却引起激烈的反弹，约有数千名女孩互相给对方实施切割，发起“我给自己施割礼运动”，理由是以免自己和朋友们背负污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政治学者格里·马奇把这种现象称为“信仰陷阱”，首先这种仪式被赋予了诸多天经地义的宗教、道德和社会意义，与荣誉观和审美观捆绑，使受害者本人也深信不疑。极少数人若意识觉醒，但反抗成本过高，无人敢尝试。

非洲流行女割的很多村镇，如一个女性未被切割，轻则不能参加社交活动，重则会遭驱逐，被人们视为“娼妓”。美国雪城大学的文化人类学者罗伯特·罗宾施泰恩曾率队在埃及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当地妇女发现考察队中的女研究员们居然没有受过割礼，对她们进行了嘲笑，还表现出鄙夷的神色。“女人一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的母亲居然没给你们操持”。

格里·马奇曾把女性割礼比喻作中国古代的“妇女缠足”，但学者们纳闷，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后仅用一代人时间，就自发消除了缠足陋习，而非洲与现代文明碰撞数百年（很多地方曾长期作为西方殖民地），近几十年还面临外部压力，却未在本土产生强大的自发力量来消除女割，这一陋习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站出来反对女割的非洲女性，多为移民到欧美的名女人，来自索马里的名模华莉丝·迪里是其中最典型一员。

来自索马里的模特华莉丝·迪里是全球最著名的反女性割礼的非洲女性，她的自传《沙漠之花》成为西方世界的畅销书，曾使无数人泪流满面，2009年被拍成电影。她本人被联合国聘请为“反女性生殖器切割形象大使”，从此她也放弃了自己的娱乐事业，成为一个推动非洲女权的专业人士。

至80年代，女割现象才为全世界广泛知晓，西方的人权运动者有力推动了这一议题。美国女作家弗兰·霍斯肯首先给它命名为“女性生殖器切割”，最后被国际组织广泛采用。

不过，欧美激进女权主义者常跟非洲女性运动者发生冲突，后者未必支持女割，但却不接受她们对女割的定义和解读，如称之为“摧残人权”，命名为“切割（损毁）”，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姿态。对待女割问题，大部分西方人类学者却扮演了“理中客”角色，更愿意以“文化多元”的视角去看待。

是否定义为“摧残人权”有待商榷，用什么方式尽快消除陋习值得研究，但现代国际社会对女割现象的容忍度正逐步下降，它很难再以“传统文化”的面目为自己辩护，尤其随着越来越多有损健康的医疗证据被发掘出来。

1997年开始，国际社会对女割问题开始逐年提升压力，世卫组织、联合国儿基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联合发表宣言，希望相关国家政府立法禁止，每隔几年都要在联大会议上通过决议重申消除女割的决心。

正是在前述个人和组织的努力下，每年2月6日才最终被联合国定为“女性生殖器切割零容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