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

像中国、苏联、美国这样巨大的国家，都具有极强的抗击打能力。晚清时，中国在不止一次经历首都失守、甚至太平天国这样长达十四年的巨大破坏，也仍然能挺过来。但这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日本将领视野狭小，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日本在之前几十年所打的仗，基本上都是“决战式的”，如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会战和对马海战。即便就整体而言，甲午、日俄战争也都是局部有限战争，且陆海军较好地配合，持续时间不长，故日军倾向于谋求决战，但从未准备好“决战后迟迟不能胜利的持久战”局面。就其战略思维来说，日军从上到下都倾向于一旦使用武力便集中兵力快速突袭，发动风险偏高的决定性战役，因而山本五十六等将领也往往有某种将国家命运押注于一场战争的赌徒性格，单次战役一旦得手时又倾向高估其意义。这样，日本一直迷信一种不惜代价、一击而中的必胜“决战”，却缺乏“总体战”观念。中日战争的特性恰恰不是一次决战就能了结的：虽然接连攻占对方战略要地，但对方也没投降，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电网中枢被破坏就一片漆黑的城市，而更像是无数个依靠蜡烛照明的大村庄，破坏一两个地方的蜡烛，无损于其它区域仍有亮光。

乍看起来，日本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但它已经犯下一个战略失误：即缺乏清晰、定量的目标，无法节制自我，更不知道如何停下来议和，而像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家高明之处就在于一旦达成政治目标立即收手。中日战争则相反：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的口号是“膺惩暴支”，也就是说，其战略设想本身就是惩罚性的，但没有明确目的。出乎日本的设想，开战后战局迅速失控，转向全面战争。虽然日军攻下了敌国首都南京，但随后发生的大屠杀失去了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中国政府更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与日本和谈。最终，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不仅无法转化为达成政治目标的筹码，甚至离原先的政治目标越来越远。明治时期的陆军大臣儿玉源太郎曾说：“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而此时的日军完全背离了这一点，始终找不到结束战争的办法，到后来越来越焦虑。在八年战争期间，日本曾无数次尝试和谈，双方直接间接尝试的和平接触至少有29回之多，但始终毫无结果，事实是：拖下去对中国更有利。

这里面有一个日本人自找的麻烦：按说要达成其政治目标，日本需要有一个能代表中国政府与它和谈的对象，然而与此同时，日本盛行的思潮却又认为中国仅是一个“无国家社会”，更不能称之为“民族国家”，甚至认为自己也是中国内战的参与方之一，并一直敌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1937年攻占南京后，对国府开出极其苛刻的和谈条件，正如方德万注意到的，“1938年，日本政治战略是，不承认国民党代表中国，而将其视为位于不重要的边境地带的另一个军阀政权。”日本以为中国一盘散沙，然而讽刺的是，正是日本的入侵，使得各派找到了团结一致的支点，这又进一步使得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单独对日媾和。简言之，日本采取了一种愚蠢的策略，使自己越发难以通过政治和谈来结束战争并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似乎也与日本作为一种孤立文明的特性有关，即日本在外交上难以理解他人的感受，而只是一味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使得它看上去特别贪婪，最终又难以和他人达成必要的妥协。

虽然战争最终拖了八年之久，但在开战时，日军上层几乎没想到战争会持续一年以上；外国军事专家大多认为日本将在南京陷落一两个月内“瓦解中国军队的抵抗”，因而1938年6-10月间的武汉会战对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日本原先的速战速决设想落空，进入了持久消耗战阶段。而这是在会战之前国军将领就达成的共识，即采用持续战、消耗战，使日军在中国无法脱身。武汉会战的结果，日本虽然在战术上获胜，战略上却失败了。在第一年的首轮攻击不能达到制胜屈敌的目的之后，战线趋于稳固，战争性质遂一步步发展为持久战。日军攻势既衰，之后的作战意图转为试图绞杀，如封锁华南、占领越北、缅甸，其用意都是为了封堵中国的外援通道，试图让中国政府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力竭屈服。

在这方面，不能不说中国方面有着更为明确的战略观念。早在1935年中，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就极富预见性地建议中国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做好准备，考虑“用持久战抗敌”，同时应将四川省作为抗日的“最后防地”。在武汉会战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已明确提出要以持久消耗战拖住日本，在会战刚结束不久的第一次南岳会议上，新的全面抗日战略也提出了立足自身立场，从战略防御伺机进行总反攻。不过对此看得最清楚的还是毛泽东在武汉会战爆发前夕的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程思远《政坛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