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梦想、机遇与挑战


　　雄县北漂张明决定在3月31日作出改变。


　　此前，张明在一家央企设计院做着朋友羡慕的工作，朝九晚五，福利超好。但工作之外，他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一些长辈看起来不着调的事情上——写文章、剪片子、拍旅行纪录片。


　　当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想法，想要把这些爱好变成新的工作时，阻力出现了。在一些老一辈的雄县人看来，谁家要是有孩子去北京的国企工作，“算是走上了所谓的人生巅峰”，父母会觉得特别有面子。张明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明确不赞同张明辞职，哪怕儿子说了这份工作的各种不好，甚至都发火了。


　　所以，3月31日作出不再续约的决定后，张明突然觉得压力好大。作为无房、无车、无妻、无孩的“四无人员”，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清明回乡时父母的盘问。


　　可是这一次，父母竟然同意了他的选择。父亲告诉他，不用干非以挣钱为目的工作。但张明心里清楚，父母的转变源于4月1日雄安新区的设立，“他们觉得以后肯定经济上不会太差，也不差我挣的那点钱。”一瞬间，张明觉得没有压力地追求梦想真的特爽！


　　在4月1日新华社刊发的报道中，设立雄安新区被称为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而对于包括张明在内的110万雄安新区人来说，命运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愚人节的特大惊喜


　　种种迹象表明，设立雄安新区的前期工作准备了很久。张明今年3月回过一次雄县，他发现当地开始整治污染工厂，很多工程停工、楼盘停售，每年春天常见的自盖房被叫停了。那时候，张明就觉得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过，48岁的雄县人张胜民在4月1日上午第一次看到雄安新区的消息时，因为事情比较多，当时并没有当真。晚上6时左右，以前的同事突然从北京给张胜民打来电话，告诉他：“明天上你们雄县去。”此时张胜民依然没有往买房的事情上想，他还以为这些同事要在清明节期间找他玩。直到晚上收看新闻联播，他才高兴地发现，雄安新区来了！


　　在200多公里外的石家庄，容城籍小伙子杨冰刚刚健身回来，就收到了同事们接二连三的调侃。“我办公室的同事都喊：哇！亿万富翁回来了。好多人都开玩笑说，你们家有多少地、几套房，是不是一下子发财啦？”杨冰说。


　　当时，杨冰还没有太多感觉。不过，随着雄安新区关注度的提高，相关信息在朋友圈的不断刷屏，杨冰也开始意识到，应该打电话问问家里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能够在那边买点房呀？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与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级别相同的新区，以便寻找新的商机。晚上10时多，有人找到张明，想直接买下他家的房子。在其他的微信群里，张明还发现，有人连夜跑到雄县看房，出京的大广高速也因此开始堵车。


　　“第一天忙到凌晨1点，他们都问我怎么从北京去雄县，最早一班车是几点，然后到雄县打车是否方便。”张明说。即使他告诉朋友们雄县早已冻结了房地产市场，也没有起到效果。


　　从4月1日起，雄县全面叫停一手房、二手房房产交易，关停售楼部和房屋中介机构，冻结一切房屋过户手续。容城县和安新县的有关部门也发布了多个声明，称已叫停所有房产销售行为，并向外地购房者提示风险。这些措施让三县房地产市场迅速冷却下来。


　　离乡闯荡的雄安人


　　在更多的语境里，雄安和北京是画不上等号的。无论是寒窗苦读的学子，还是精明强干的商人，离开雄安去大城市谋生，都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虽然都是雄安人，张明和王智慧的童年记忆截然不同。生活在旱地的张明，想念的是院东可以捉迷藏的龙爪槐，春天里疯长的爬山虎。成长在白洋淀畔的王智慧，儿时最喜欢在淀边钓鱼，在罐头瓶里放些馒头渣，就能钓很多。


　　但不管故乡的生活多么美好，小县城显然装不下少年的野心。读初中时，张明就和朋友有过约定，一定要去雄县外面的世界看看，“因为那个县城真的没有什么机会。”王智慧也坦言，正是离开安新出去闯荡的想法，让她有动力考上了大学。


　　如今，在央企担任技术员的张明和在私企当高管的王智慧，都来到了距离家乡100多公里外的北京生活。在这座大都市里有许多雄安人打拼的身影。一批来自张岗乡和双堂乡的雄县人在北京回收废旧塑料、销售电线电缆。


　　生长在水边的安新人则对鱼比较了解，他们一般活跃在北京的四道口、新发地水产批发市场。在安新县城经营汽修店的邓帅，有次去北京找朋友玩，才发现这些老乡大部分租住在老旧小区或地下室内，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凌晨三四点就得起来去市场卖鱼。“在家里也赚得到钱，但是市场比较小。北京是大城市，发展空间也大，他多吃点苦，挣到钱以后在家里也可以盖房子了。”邓帅说。


　　更早的上世纪80年代，雄县人为了脱离农业，不再种地，首选的城市也是北京。张胜民说，当年他们村出去做生意的年轻人，全住在酒仙桥一带，“那时候全是荒地。”这些雄县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一些瓜子、花生和水果。


　　不过，在张胜民的印象中，这些人里只有极个别的留在了北京。比如他的一位同学，“最早在北京蔬菜市场卖菜，后来搞批发，现在站住了行业，每天飞来飞去的。”更多没有文化、也没有长远考虑的雄县人，只能抱着挣点钱过日子的想法，最后又都回到了家乡。


　　新区给小城带来了机遇


　　作为在外闯荡近30年的雄县人，张胜民最关心的不是房产，而是未来具体能够做什么。“听说有坐飞机过来买房子的，我们就乐了。政府这次（控制房价）的措施太好了，对本地人有好处，对未来的年轻人更有好处”。


　　张胜民告诉记者，他14岁时就辍学去了北京，一开始卖羊肉，后来又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挣4块钱，乐坏了。”2001年时，他曾经干过一年包工头，结果由于不懂管理，底下的人起了内讧，也没有落着钱。


　　直到进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当司机，张胜民才算摸着了门道。那段时间，张胜民做过车队长，也做过工会副主席。招进来新员工后，他就会带着这些人去北大清华听免费的课程，跟高学历的人接触，转变思维。


　　张胜民想过留在北京，但因为买不起房子，还是在2012年回到雄县。受上一家单位的影响，他把创业的目光投向了健康领域，先后在县城内开设了一家净水机代理店和一家近视治疗机构，但一直不大赚钱。这次借着新区的机会，他又想到了两个创业点子，一个是餐饮，一个是包含保姆、招工在内的各类中介。


　　更多雄安的年轻人，从新区看到了商机。安子龙最近一直忙着在容城倒腾东西，车、车牌、公司营业执照都卖。由于最近的行政区划变动，包含容城字眼的牌照也被炒上高价。原来安子龙办理容城开头的营业执照只用了700元，但现在已经有亲戚想花两万元买下它。


　　为了转行影视不惜辞职的张明，在仔细研究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后，也萌生了新的想法。张明告诉记者，他现在也想去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公司体验一下，因为这两类工作都能和雄安新区智慧城市的定位结合起来。


　　对于供职于中核集团的杨冰来说，现阶段只能靠转发“寻找张英森”的文章过过瘾了。这个被杜撰为在雄安新区成立前，卖掉老家住宅购买北京商住，并马上接到公司通知搬入新区的“2017年最悲催人物”。不过，杨冰告诉记者，如果集团公司选择迁入雄安，他必然会回来建设家乡。


　　雄安来了，原有的工厂怎么办


　　从新区成立的狂喜中逐渐冷静下来的雄安人，开始关注他们将要面临的一系列变化。


　　一份刊登在雄县政府网站的资料称，雄县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塑料包装印刷基地，2015年从业人员5万余人。但这些当地政府的纳税大户和就业支柱，也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雄县做塑料生意的王强告诉记者，他平时会从北京天津拉来废旧塑料，然后化成半成品，再销售给雄县生产塑料颗粒的企业。他觉得雄县新区成立后，势必会关停这些有污染的企业，将塑料行业外迁。


　　“有能力的企业，有纳税记录什么的，政府可以给你划一块地，让你去（工业园区生产）。但是雄县的许多塑料企业是家庭作坊的形式，在家里有几间房，买两台机器就能干。以后（这类企业）肯定没戏了。”王强说。




　　将服装视为支柱产业的容城，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安子龙家里的染布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现在都快干不动了。“我们厂最厉害的那一年光环保罚款就交了300多万元，锅炉要做煤改气、煤改电，成本也上去了。”安子龙说。


　　在安新县城当教师的季英杰，现在很为他开工厂的弟弟担忧：“我弟弟37岁了，干金属有色干惯了。你再让他干别的去，不可能像岁数小的一样可以从头再来。”


　　除了这些需要政府解决的产业疏解问题，雄安人对于安置搬迁的问题更是格外关注。多位居民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关于雄安新区更为具体的实施规划。


　　但在季英杰看来，安新改或不改新区，对他而言区别并不大——孩子今年13岁，应该等不到大学入驻新区了；医疗会好点，以后省得去北京看病了；白洋淀会更漂亮点，但是过去玩就不能这么随意了。


　　在家乡变成拥挤的大城市前，季英杰只想在自家的小园子里种种花，喂喂鸟，享受最后的小城时光。“有人给我600万元（买这所房），我也不卖。”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张胜民、安子龙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