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8日，李鹏、朱琳在耶路撒冷老城留影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李鹏夫妇与儿女们在天安门广场。

据《东方早报》报道，2014年的初夏，退休的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又出新书了。

这本书名为《李鹏回忆录（1928-1983）》的新书是李鹏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

这55年的人生经历，包括动荡的童年、少年时期在延安成长、从延安到东北、在苏联学习水电专业、在电力系统工作等。在书中，李鹏回忆了和妻子朱琳相爱、相处，并共同抚育小鹏、小琳和小勇三个孩子的诸多细节，艰辛又充满温馨。

这本书只写到了1983年。李鹏在回忆录的前言里写道：“我还准备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包括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李鹏说。

初识朱琳

李鹏和夫人朱琳相识于1957年。

当时，李鹏担任吉林丰满发电厂副总工程师。

那年的元旦之夜，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李鹏也应邀参加。

会上，时任吉林市长张文海发表讲话。张文海讲话喜欢引用一些成语、古语，俄文翻译纷纷躲到一边，没人敢上前翻译。这时候，张文海高声问：“小朱来了没有。”在他第二次喊人的时候，朱琳走了出来。

多年以后，李鹏回忆当时朱琳走出来的情形：“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朱琳很好地完成了翻译任务，这给李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李鹏曾在苏联长期学习，俄语很好，所以他知道朱琳意译得很正确，发音也很好。

讲话结束后，会餐开始了，李鹏发现自己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当时，他主动向朱琳敬酒，朱琳则礼貌地对他说：“请先给专家敬酒吧。”

晚餐结束后则是舞会。那时候，李鹏的目光已经牢牢地放在了朱琳的身上。两场舞过去后，李鹏发现朱琳的舞姿很美、很动人。他一心想与朱琳共同跳舞。当音乐再次响起的时候，李鹏终于鼓起勇气，走到朱琳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朱琳看了看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两人跳起了第一场舞。

在第一场舞蹈中，李鹏趁机用俄语与朱琳交流，两人互相通报了姓名和基本情况。

李鹏说：“我叫李鹏，在丰满发电厂工作。”朱琳回复他说：“我叫朱霁凌，在102厂工作，在专家翻译室当翻译。”那时候，朱琳的名字叫朱霁凌。

这场舞结束后，李鹏再也没有兴趣和别人跳舞了，他一心想着如何能再次与朱琳跳一次舞。终于，几段音乐过去后，李鹏发现朱琳就在自己身边不远处，于是，他又一次主动走上去说：“可以再请你跳一次舞吗？”这一次，朱琳比上一次热情了一点，再次答应了李鹏的邀请。

李鹏不再那么紧张，跳的动作自然了很多。跳舞期间，他们再次用俄语聊了起来。可惜，两人话还没有说完，这场舞又结束了。虽然李鹏心里仍想与朱琳共舞，但是他们毕竟刚刚认识，于是，李鹏没好意思再次发出第三次邀请。

舞会散场后，苏联专家要退场了，朱琳也要离开了。见此，李鹏急忙赶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之前，先和朱琳握手告别，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握手告别。

后来，李鹏听说，朱琳在回去的车上和女翻译孙丽君说：“李鹏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跑过来先和我握手，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那时，孙丽君已经结婚了。她笑着对朱琳说：“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那一年，李鹏虚岁29岁，之前因为没有遇到合心意的人，一直单身。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

互称“大琳”“大鹏”

从此以后，李鹏开始思念朱琳，经常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和她见面。后来，他通过一位熟识的苏联专家，了解了朱琳的一些情况。

1957年三八节前夕，这位苏联专家要回吉林。李鹏托他给朱琳带去了一封信和两件小礼物。信写得很简单：“祝你三八节快乐。”送去的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算当时比较好的笔。另一件则是一个纪念章，是李鹏在苏联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给他的。李鹏在信里写道：“这是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我的，现在我转送给你。”

两三周过后，苏联专家从吉林回到丰满了，李鹏急切地问他朱琳收到礼物的情况。苏联专家告诉他，虽然朱琳没有给他什么答复，但是朱琳收下了礼物就是表示答复。李鹏听了以后很高兴。这位苏联专家建议李鹏主动去看望朱琳，并且鼓励他说，“按照你们的条件，我看是很合适的一对”。

不久以后的一天傍晚，李鹏就坐车到吉林市去看望朱琳。

朱琳在办公室接待了李鹏。安排李鹏吃完饭后，朱琳和李鹏就聊了起来。

两人介绍完各自的情况后，李鹏说：“我们已经彼此介绍了各自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朋友，有机会多来往，增加了解。”朱琳笑着点头，答应了李鹏的要求。

“短短”两个小时过去了，李鹏要和朱琳告别回去了。此时，朱琳说：“我以后有机会，到丰满你那里去看看。”

李鹏后来回忆说：“通过这次见面，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都是很得体的。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不参与，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给我留下来很深的印象。”

过了不久，两人又在丰满见面了。

那时候，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厂竣工，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领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朱琳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来到丰满。薄一波亲自点名李鹏陪同参观。

参观结束后，他们在李鹏住的招待所见面了。

这次，两人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朱琳对李鹏讲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李鹏也说了自己家庭的情况。

这次谈话后，李鹏和朱琳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李鹏的提议下，1958年春节，朱琳和他一起到北京见了李鹏的母亲赵君陶。

当时，赵君陶是化工部教育司副司长，不久之后就抽调去参与北京化工学院创建工作。

赵君陶见到朱琳后，非常满意。不久，李鹏就先回到丰满工作，留下朱琳和他母亲住在一起，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在朱琳和赵君陶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常常同床长谈，赵君陶给朱琳讲革命故事和政治时局。

赵君陶还把朱琳带到李鹏三姨赵世兰家。赵世兰是党内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连邓颖超、蔡畅等人都称她为“大姐”。李鹏母亲和她是生死与共的亲生姐妹，共同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考验。

赵世兰见了朱琳后大加称赞，说：“这才是我们的好儿媳。”

朱琳曾真切地对李鹏说，在和李鹏母亲相处的那段时间里，真正感受到了母爱。

两人相识一年后，步入了结婚的殿堂。

1958年7月10日上午，李鹏和朱琳到北京婚姻登记所登记结婚，领了结婚证，正式结为夫妻。当晚，他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婚礼，只请了少数亲朋好友参加。

从1958年到现在，两人风风雨雨，携手共度了50多年。

2008年7月10日，李鹏和朱琳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活动，纪念他们的“金婚”。

李鹏说：“能够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我感到非常幸福。”

婚后，李鹏只要到外地出差，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给朱琳写一封信，告诉她到达地区的情况、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而只要李鹏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朱琳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保证李鹏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那个时期，他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

等到两人的大儿子、大女儿先后出世，李鹏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对方名字，李鹏称朱琳为“大琳”，和女儿李小琳区分开，朱琳叫李鹏“大鹏”，和儿子李小鹏区分开。从此，这个称呼一直是夫妻两人的“专属”。

李鹏为了朱琳健康，还曾“偷师”学习过按摩。

1962年那时候，朱琳的身体变得不太好，经常头晕、失眠，有时候还不想吃东西，身体日渐消瘦。为此，朱琳病休了一段时间，去医院做了检查。但是，医生并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没有药物进行治疗，只能让她加强锻炼，补充营养。

这段时候，李鹏正好去北京开会，住在他母亲赵君陶那里。

在母亲的住处，李鹏认识了一位来自四川的李姓按摩师。在看到李师傅给母亲做按摩的时候，李鹏发现她手法高超，按摩有很好的效果，于是就偷偷学了几手。

等到李鹏回家后，他自己模仿李的手法，给朱琳提背筋、按摩。没想到，这居然有效，没等李鹏按摩完，朱琳就睡着了，没有了失眠的困扰。

小鹏的出生

两人结婚没多久，1959年初，朱琳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到医院检查后，被证实怀孕了。

这是李鹏和朱琳的第一个孩子，李鹏的母亲赵君陶知道后，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她盼望已久的孙子就要出生了。

1959年5月，朱琳被送到了北京，和赵君陶住在一起，静待生产。

不过一个意外，让李鹏夫妇差点失去这个孩子。

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赵君陶坐公交车到李鹏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车上，朱琳和赵君陶互相谦让座位时，公交车突然急刹车，朱琳向前一冲，一下子蹲下来，结果发现出血了。

赵君陶急忙叫车把朱琳送到协和医院保胎。

一周后，朱琳去复查。医生检查完后，发现朱琳的情况很严重，立即让她住进了危重病房。赵君陶被医生责怪疏忽，并被告知：“孕妇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必须卧床休息！”于是，朱琳一进协和医院就单间隔离，不许下床，鞋子也被收走了。

过了两天，还是没有孩子出生的消息，赵君陶急忙向邓颖超求助。邓颖超请来了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前去会诊。经过诊断，林问赵君陶：“孕妇的情况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赵君陶想都没想说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面对赵君陶这样急迫而恳切的态度，林说：“那好，我尽力而为吧。”

在林巧稚和协和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朱琳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6月7日星期天，赵君陶一早就在产房等待室门口，静静地祝福。李鹏的大儿子李小鹏就在这天出生了，刚生下来时不到5斤重，本来准备放到保温箱，医生看到婴儿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没进保温箱。

朱琳和李小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赵君陶每天都要从十几里外的北京化工学院赶到协和医院看望照顾。经过医院观察情况基本正常以后，朱琳和儿子就出院回到了赵君陶的住处。

当时在丰满的李鹏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方面为得到一个儿子而高兴，另一方面也担心朱琳的健康。在朱琳带着李小鹏在北京坐月子的时间里，他只能经常通过长途电话询问他们母子情况。

1959年11月，朱琳带着儿子回到丰满，李鹏亲自去车站迎接她们，朱琳怀抱着儿子小鹏，身边还跟着一个保姆。

“我看到小鹏白白胖胖的，高兴极了。”李鹏回忆。

当时，他们在丰满的住房条件不是很好。李鹏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间虽然很大，但是只有一个房间，保姆带着孩子和李鹏他们住在一起很不方便。

为此，李鹏想了一个“笨办法”，用三个柜子把房间隔开，留出一个通道出入。但是这个做法“自欺欺人”，李小鹏晚上哭闹的时候，李鹏他们也会被吵醒。

终于，过了一段时间，招待所腾出了一个小房间，李小鹏和保姆有了自己的“住处”。

除了住房条件，那时候，他们还要克服生活上的不少困难。

招待所没有烧饭的地方，但是可以订到牛奶，也有开水。于是，在朱琳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就用开水把牛奶煨热再喂给李小鹏吃。

招待所没有浴室，给李小鹏洗澡成了难题。李鹏夫妇就买了一个大瓦盆给李小鹏洗澡。小鹏的吃住和洗澡问题解决了。

1960年春，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刘澜波到丰满视察。视察结束后，刘澜波对李鹏说：“把你的儿子带到车站让我看看。”李鹏就带着小鹏到了车站，刘澜波看到李小鹏活泼可爱，很高兴。当时，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刘澜波把他车上带的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了李小鹏。

小琳和小勇

1961年6月1日，李鹏和朱琳的第一个女儿李小琳出生。

1961年5月，李鹏被任命为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从丰满发电厂调到位于沈阳的东北电管局工作。

他们家搬到沈阳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李鹏全家住在东北电管局的职工宿舍，叫东电后院。李鹏被分配的房子是一套两居室，带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和一个过道，使用面积34平方米。房间地面铺了木地板，还用油漆刷了墙围。按照当时的条件看，算是相当好的住房。

1960年下半年，朱琳第二次怀孕。当时，李鹏工作的单位东北电管局在沈阳没有自己的医院，铁路局有医院。李鹏找到自己的老同学、时任铁路局局长的王树恩帮忙，安排朱琳住到了铁路医院生孩子。

朱琳要生的时候，李鹏把小鹏送到了北京他母亲赵君陶那里抚养。临行前，朱琳专门为小鹏做了三鲜馅馄饨。

“我们看着小鹏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着儿子就要去北京了，大琳心里有些酸楚。”李鹏回忆到。

李小鹏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间，有好几次李鹏夫妇想念儿子的时候，就把李小鹏接回沈阳住一段时间。

1961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也是李小琳出生的日子。李鹏一直守候在产房的过道里，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点钟左右，李鹏听到产房里面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李鹏看到母女平安，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急忙赶去参加东北电管局召开的生产调度会议了。

李小琳出生以后，给李鹏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由于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也带了不小的家庭负担。

因为母乳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朱琳一直坚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当时，朱琳本身营养不良，又给小琳喂奶，影响了产后恢复身体。

李小琳出生后，李鹏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的市场上买了一些蔬菜、鸡蛋、小米等副食品，给朱琳补充营养。后来经过电管局里批准，订了一瓶牛奶，晚上给李小琳喝。

有一天晚上，李鹏夫妇被李小琳的哭声吵醒。李鹏对他们请来照顾孩子的老奶奶说：“也许是饿了，拿牛奶喂她吧。”但奇怪的是，李小琳一碰奶嘴就左右摇头，并大哭，只喝妈妈的奶。

“我们才知道，每天的牛奶都被我们请来照顾孩子的老奶奶独自喝了。”李鹏说。

而当李小琳的哥哥李小鹏三岁时，李鹏的母亲赵君陶设法把他送到了北京西郊青龙桥的六一幼儿园。

朱琳送儿子去六一幼儿园的当天，李小鹏吃完饭和妈妈再见。朱琳和儿子说再见，儿子大哭喊叫：“再见错了，妈妈回来。”老师用眼神示意：走吧！你一走，他就不哭了。

小鹏在六一幼儿园三年的时间，都住在园里，两个礼拜才接回家一次。

“应该说，小鹏在六一幼儿园养成了爱集体、爱劳动、爱同伴的良好习惯。”李鹏回忆。

1963年，小琳出生一年半后，朱琳又意外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当时，李鹏夫妇犹豫要不要这个孩子。

铁路医院妇科的巴主任对他们说：“根据我的长期临床经验，你怀的这个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经验，月子里得的病要月子里养，妇女在月子里得的病，在下一个月子里就能治好。”听了大夫的话，他们决定要孩子。

“如今，小儿子小勇一听我们讲这段历史就非常‘生气’，说，谁说的要消灭老三？”多年以后，李鹏回忆道。

为了保证朱琳坐月子的时候把身体调养好，李鹏做了充分准备。李鹏想到了两个办法给朱琳增加营养：“首先，我经常到农贸市场买蔬菜、鸡蛋等营养品。其次，就是自力更生。那个时候在沈阳，差不多家家户户挖地窖储存白菜和萝卜和在阳台上搭鸡棚养鸡。我在宿舍对面也搭了一个鸡棚，到了春天，我买了40多只雏鸡，每天把菜叶切碎，掺一点玉米碴或玉米面，给鸡喂食，小鸡逐渐地长大了。大琳生完孩子以后，在月子里每天炖一只母鸡，她只喝汤，吃一个鸡腿，其他的鸡肉归我吃。”

1963年9月6日，李鹏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出生的时候重达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爱。李鹏夫妇在他5个月大的时候，照了一张照片，至今仍然保存着。

开始李鹏打算给他起名叫小陶，以纪念他的爷爷。李鹏的父亲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化名李陶，李鹏的母亲叫赵君陶。所以，李鹏想用这个“陶”字给孩子起名。

后来李鹏征求母亲的意见时，她不同意，认为这个字犯上了。她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应该继承他爷爷的事业，做一个军人，就叫李小勇吧。“说来也巧，1979年，李小勇果然参了军，当了一名小战士，在部队受到了锻炼。

李鹏调到阜新发电厂后，把李小琳、李小勇一块送到了阜新幼儿园，就在他们住的宿舍对门，相距不过50多米，打开窗子就能看到家。当时，小琳、小勇经常哭闹，他们站在幼儿园阳台上，望着家，拼命叫喊：“我要回家！”

后来，在同事帮助下，李鹏夫妇请了一个保姆，两个孩子就再没有住过幼儿园。

全家做的沙发

1974年10月4日，已经调到北京电力局工作的李鹏在回家路上，不幸被车撞了。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宣武医院病床上，看到妻子朱琳泪流满面地坐在他身边。大夫对他说，他伤得不轻，右肩的锁骨骨折，左侧四根肋骨受了伤，所幸头部没有严重损伤。

李鹏受伤期间，朱琳要一边照顾他，一边上班。当时，朱琳已调到北京电力局外事处，在局里开办的英语训练班主持工作。

英语培训班设在西直门外的北京电力学校，离宣武医院相当远，要倒三次公交车才能到。“她那段时间很辛苦，一边要照顾我，为我炖鸡汤，准备补养品，一边还要上班。”李鹏说。

出院后，李鹏就回到新壁街41号的家里，这是一座四层楼房。李鹏一家五口住在第二层，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带单独的厨房、卫生间和很大的阳台，按照当时的条件，是不错的房子。

李鹏出院时，医生曾嘱咐他适当做一些双肩的运动，或力所能及的家务等，让受伤的锁骨恢复得更好，不至于僵化。

李鹏和家人商量干什么家务促进恢复。当时，下乡返城知青里兴起了打家具的热潮。李鹏就想自己也做一套家具，以此来练习右侧肩臂的活力。最终，他提出做一对简易沙发，得到了两个儿子的积极响应，全家也都表示支持。

第一步，由小鹏上街买了一本做沙发的书。书上并没有完整的图纸，但每个部件都标有尺寸，都是按比例画的。这个时候，李鹏发挥了工程师的才能。他首先选择了一套简易沙发的图纸，然后放了大样，把每个部件都描下来。李鹏的主车司机刘继宗帮他们购买了一些木工用的工具。

接着，他们开始选择材料。因为是简易沙发，用的材料并不多。他们把家里的一张旧椅子拆开，又从李鹏母亲赵君陶那里找了几张木板。刘继宗上街买了两块水曲柳版。材料备齐后，李鹏一家就开始照图施工。

做沙发时，李鹏负责指挥，也亲自动手，李小鹏是主力，李小勇是帮手。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简易沙发的主要部件都做出来了。部件之间，基本上都要用榫来连接。榫的制作比较费力，劳动强度比较大，要按照图纸的结合点，做得合适才行，这基本上都是李小鹏做出来的。

 

他们用了一床旧被子做了沙发的坐垫和靠背，买了一块较厚的布料作外面料。为了使扶手光亮，李小鹏专门回到帽儿胡同奶奶赵君陶家请教邻居张树民。按照张介绍的经验，李鹏他们买了几种砂纸把扶手抛光了，上了清漆。这样，一对简易沙发大功告成了。

这是李鹏一家来北京后，家里的第一对沙发，为接待客人来访提供了方便。

“第一对沙发制作成功后，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我看还剩余了一些材料，差得不多，又接着打了第二对沙发。”李鹏回忆。经过劳动后，李鹏的右肩锁骨确实恢复得比较好了。

（本文参考《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东方早报澎湃网记者 林周灵 整理）